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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来源：军事科学院）
“南倭北虏”是几乎贯穿明朝始终的两大边患问题。明嘉靖年间，北方蒙古各部落逐渐统一，实力大增，不断滋扰蓟门、辽东一带，给明廷的北部边防和京畿防务带来极大压力；而东南沿海的倭乱，在戚继光所建“戚家军”的励精图治下渐趋平息。于是，隆庆元年（1567年），明廷诏令治军有方、战功卓著的戚继光北上蓟镇（今天津蓟州），加强长城沿线要地的北部边防。戚继光立足北上御敌作战现实需要，总结蓟镇练兵实践经验，将下发用于指导将士训练的具体条款编集成书，是为《练兵实纪》。
这本书，生动体现了戚继光的治兵思想。他开篇明义，首先提出练兵目标：“欲成完完节制之师”。
所谓“完完”，意为完备完整而无缺。而“节制”，“譬如竹之有节，节节而制之，故竹虽虚，抽数丈之笋而直立不屈；故军士虽众，统百万之夫如一人”。竹虽中空却直立挺拔，虽有数丈之高却节节相制，整齐有度。“完完节制之师”就是指一支组织完备、纪律严明、令行禁止且万众一心的威武之师。怎样才能建成一支“节制之师”？戚继光给出的答案是：依法治军。具体措施又可以分为“正明法”和“严奖惩”两大部分。
戚继光到任之初，蓟镇的防务状况并不理想。他面对的是一支将不任战、军纪废弛的边防军队。面对严峻现状，戚继光首先做的是完备法令细则，让士兵有法可依。从《练兵实纪》可以看到，戚继光对于军队管理的各个方面，如士兵起居作息、午休安排、器械管理等都制定了详尽规定和便于操作的量化标准。
考虑到基层士兵文化程度不高，戚继光在编纂该书时选择了通俗易懂的语言风格，大量引用民间谚语俚语和传说事例，方便士兵理解记忆。为了能尽快将条令推广下沉至基层士兵，戚继光根据部队建制，采取了节节传递、层层传诵教习的办法，“每队一册，每一旗择一识字人诵训讲解，全队口念心记”。
在整肃军纪过程中，戚继光还运用仪式化手段构建军事法令的权威。据书中记载，在惩治违规士兵时，将领要把令书供于桌子或挂在墙上，以示令书之威严，还要对犯错士兵讲明违反法令的具体条目和对应的惩治措施，从而将军规律令的庄严神圣具象化为可感知的仪式场景。
“军政不肃，法律不严，遇敌则退，谁肯以父母妻子之身，而蹈必死之地？”唯有严明军纪，使士兵畏纪甚于畏敌，士兵才能克服贪生怕死、趋利避害的人性弱点，从而在战场上令行禁止、舍生忘死。严肃军纪，是保障军队战斗力的基础。该书《实纪·练胆气篇》“申军纪”条中就强调，对于恃强凌弱、忿争无礼、伤农田、损兵器、奸淫盗窃、泄密投敌等严重违纪的恶行，皆要严惩不贷、军法示众。
“凡赏罚，军中要柄”，戚继光重视赏罚的公正，认为“乌合之众，上下不亲，非有赏罚，孙、吴不能以为将”，要做到“赏之以众情所喜，罚之以众情所恶”。在施行赏罚时，“如该赏者，即与将领有不共戴天之恨，亦要录赏”“如犯军令，便是亲子侄，亦要依法施行”，务求公正。为了奖惩功过时有据可依，戚继光还令每千总设一功过簿，将所有善举恶行记录在册，每积累一个季度调簿查阅一次，按条例实施赏罚。赏一人以振奋千万人，罚一人也会警醒千万人，如此才能借助赏罚使部队上下团结一心、众志成城。
在整肃军纪、公正赏罚外，戚继光还注重把握法理与人性的平衡，做到宽严相济。比如书中提到，对于初犯小错的士兵，可以酌情宽宥，再犯才会记簿，第三次犯错时才会受罚。戚继光在强调严明法纪的同时又能做到体谅下情，不以严刑峻法苛责士兵，认为“主将常察士卒饥饱、劳逸、强弱、勇怯、材技、动静之情，使之依如父母”。
作为中国古代军事史上兼具卓越实战功绩与系统理论建树的军事家，戚继光对于练兵有着超越时代的理性认知。虽有着组建“戚家军”、蓟镇练兵这样极为成功的治军经验，但他仍在奏疏中坦诚，往昔练兵，“幸收节制，虽云转弱为强，实是因人成事”。他深刻认识到，想要组建一支令行禁止的节制之军，仅靠主将“以人治军”是无法长久维持的，只有“依法治军”才能将练兵的成果长久延续下来。虽然《练兵实纪》中“依法治军”的含义更多是指依照法令规定惩治犯错士兵，与如今系统成熟的“依法治军”理论相比要单薄得多，但是我们依然可以从书中看到戚继光对于“依法治军”的努力和尝试。
读兵法当与古人神交智契，字句间千年兵道回响。戚继光严明纲纪的治兵方略穿越时空，与新时代依法治军的强军之路形成历史共鸣，值得我们从中汲取智慧和启示。（作者：路灵玉，单位：战争研究院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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